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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切照常，张彭15岁的女儿楠楠应该已经是高中一年级的学生了。但现在，楠楠几乎每天都在家，既不去学校，也很少外出参加活动。大多数时候，玩游戏、刷视频、网上聊天，是她一天生活的主要内容。
刚过去的2025年，是楠楠休学的第3年。
张彭和妻子都是大学毕业，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一直以来，孩子的成长、教育也是他们关注的重点。正因为此，张彭怎么也想不到，女儿刚进初中没多久，就提出不想去上学了。
2025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梁鸿出版聚焦初高中生休学现象的书籍《要有光》。其中，不乏“虽然普通但足以也愿意为养育孩子提供各种支持”的家庭。
不同于过往，近年来，厌学、拒学不再是传统认知中“差生”特有的问题。当越来越多“本不该如此”的少年出现，一些需要社会作答的问题也变得越来越紧迫：
为什么有的孩子不愿意走那条大人看来“好好的路”？以及，他们能不能走别的路？
孩子们在“一出学社”上课，当天的课程内容是“制作自己的焦虑小人”。受访者供图
失控
为了让儿子小斌获得好的教育资源，在他3岁时，刘春梅夫妇把家搬到了北京市西城区德胜片区——那是当地顶尖的学区之一。刘春梅清楚地记得，2022年6月6日，家里收到了小斌的初中派位结果，是片区里最好的学校。
“小斌很兴奋，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不少人。”刘春梅说，当天下午，一家人还到学校门口拍照留念。那时候，小斌对未来的畅想是他要成为一名科学家。
变化发生在小斌升入初二后。2023年国庆节期间，小斌的父亲发现他写作业只挑简单的做，很是不满，父子俩发生了一次争吵。假期结束后，小斌开始出现不愿意去上学的迹象。
起初，是刘春梅感觉到叫小斌起床变得越来越困难，即使起来了，他也总是磨磨蹭蹭不出门。不久后的期中考试，小斌成绩不理想，他变得更加抗拒去学校。
为了帮助儿子调节情绪，刘春梅主动提出领养一只小猫——那是小斌从小学起便有的心愿。意外的是，小猫到家后不到一个月因病去世了，这让小斌很伤心，此后他就坚决不肯再上学。
对小斌这样的“循序渐进”的拒学过程，从事教育创业工作的任竹晞很熟悉。用她的话来说，很多孩子在走到休学那一步前，会释放不少语言和行为上的信号，“那些都是他们上学动力减弱的表现”。
2018年，任竹晞的团队进入北京一所中学的全人教育中心，帮助那些学习积极性不高的学生解决问题。短短几个月里，大约有20个学生被送到全人教育中心。在与他们打交道的过程中，任竹晞发现，这类孩子的数量并不少，而且大多数人的“问题”都不相同，需要个性化的解决方案。
于是，2019年，任竹晞与朋友合伙成立了一个专为休学的中学生服务的学习社区，取名“一出学社”。
“一出”成立的前后几年间，在北京、上海、成都、昆明等地出现了多个与之类似的成长空间或创新学校。这些机构里，很大一部分休学的孩子并非出自“问题家庭”，相反，他们中不少人的父母都拥有高学历、高收入、高素质。
张彭和妻子就算得上这样一对父母。经过十多年的打拼，他们在北京买了房、落了户，本想着这样一来楠楠考大学、找工作的路能更宽、更顺，结果女儿却直接坐在路边不往前走了。
楠楠不愿上学后，最初几个月，在父母软硬兼施的作用下，她每周会勉强到学校听几节感兴趣的课。即便如此，到放学时，楠楠还总是脸色煞白，浑身冒冷汗。
“看得出来，上学对于她来说真的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意识到女儿不愿去学校不是简单因为任性或想偷懒后，张彭和妻子只能给楠楠办了休学手续。
承压
在“一出”，任竹晞是批判思维课程的导师。去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她和五六个孩子围坐在一起，以“生活中的隐喻”为话题展开了讨论。那天，小鹏到晚了，搬了把椅子坐在外围。他话不多，大多数时候都在听别人发表意见。
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安静的男孩，2024年中考前选择休学的原因之一却是“几乎每天都跟老师发生争吵”。
小鹏来自山东烟台，据他说，自己曾就读的初中里有的老师常用很难听的话语骂学生，这让他“看不惯，很气愤”。
对老师不认可、对规定不适应，是导致一部分孩子不喜欢上学的常见原因。小斌出现厌学情绪后，刘春梅了解到，初二开学后，小斌所在的班级换了一位管理风格严厉的班主任，要求学生们把更多时间花在学习上，比如午饭后要回到教室上自习，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外出。
这样的新规，让小斌觉得很难接受，进而就有了他不愿意写作业以及后续一系列事情的发生。
孩子想不想去上学，与他们的学习成绩没有必然关系，但很可能和与成绩相关的看法、压力有关系。在《要有光》中，梁鸿记录了一个叫雅雅的女孩，她从小用功、学习好，却在考上当地最好的高中后因为“怕落于人后”，一度连家门都不敢出。
任竹晞也碰到过类似的孩子。小文在北京一所顶尖中学就读时，考试常常是年级第一。可等她休学后到了“一出”却告诉任竹晞，当她考了第一，就会担心下次保不住这个位置，心里很慌。任竹晞说，在小文看来，“第一”是家人、老师、朋友喜欢她的条件，否则她就没有价值。
1987年出生的任竹晞从小属于“别人家的孩子”，高中和大学都就读于全国知名的学校。但因为困惑于上大学的意义和未来的目标，在大三时，她也休学了，而且一休就是两年。“那时候，我和现在来‘一出’的孩子的迷茫是一样的。”任竹晞说。
受社会发展影响，相比于出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父母，当代青少年普遍有更强的自我意识、更个性化的精神需求。当这样的特点在成长过程中无法得到重视和恰当的对待，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会因为心理状态出问题而难以坚持去上学。
楠楠不去上学后，曾主动要求去精神科就诊。医生诊断，她患有中度抑郁障碍。在《要有光》中，雅雅也确诊了中度抑郁障碍和焦虑症。由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联合多家单位发布的《2022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指出，抑郁症发病群体呈年轻化趋势，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为15%至20%。在抑郁症患者群体中，50%为在校学生，其中41%曾因抑郁休学。此外，还有一些拒绝上学的青少年存在社交焦虑障碍、分离性焦虑障碍等问题。
近年来，多地医院相继开设了“拒绝上学门诊”。从就诊情况来看，除了教学这一环节外，不舒服的同伴关系、亲子关系甚至青少年本身的性格特征等都可能导致他们不愿意去上学。
小鹏就是如此。按照他原来所在学校要求，学生早上和下午放学后分别要参加早读和晚自习。由于觉得受束缚，小鹏退出了这两项课程。结果，由此产生的与同学的疏离感让他感到很孤独，这也成了他决定休学的直接因素。
“一出学社”的墙上，随处可见孩子们的学习记录。受访者供图
对峙
刘春梅和丈夫都有博士学位，两人各自在北京一所高校从事管理和教学工作，是“读书改变命运”再典型不过的代表。在这样的家庭中，“孩子拒绝去上学”带来的震荡可想而知。
开始那段时间，三个人争吵不断。丈夫质疑刘春梅之前对小斌的管教过于松散，刘春梅埋怨丈夫忙于工作对孩子陪伴太少，有的时候夫妻俩又会统一战线逼问小斌为什么不上学、不上学又想做什么。渐渐地，小斌对父母越来越防备，跟他们的交流越来越少，大多数时候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在刘春梅的记忆中，那个冬天格外地难熬。下班后进了小区，她常常要在车里哭一会儿再上楼回家。偶尔路过学校，看到穿校服的孩子，她也会忍不住掉眼泪。
虽然把小斌送进了北京市顶尖的初中，但刘春梅和丈夫并不算“鸡娃”的家长。从小学起，他们就不强求小斌参加课外辅导班，也接受他一直处于中等偏下的成绩。小斌对昆虫感兴趣，刘春梅还时不时带他去参观博物馆和高校的实验室。“明明条件很好，环境很宽松，孩子怎么就厌学了呢？”刘春梅想不明白。
当休学风暴到来，孩子家长通常会受到最直接也最强烈的冲击。任竹晞见过极度暴躁、愤怒的家长，也见过极度无助以泪洗面的父母。在《要有光》中，雅雅的父亲曾跪在地上向她磕头，叫喊着“你快点好，我们都受不了了”。
所有的情绪，都源于孩子“脱轨”，而做父母的却不知道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这种情况下，把孩子重新推回“轨道”，几乎是所有家长的第一反应。2024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冬梅公开分享了自己的儿子佟浩然在初中和高中时两次辍学的故事。为了把佟浩然送回学校，赵冬梅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做了各种尝试。她去国外任教期间，还让儿子在当地体验过高中和大学预科课程。
类似的努力，许多拒学少年的家庭都做过。刘春梅找过小斌的老师，协商放宽了对他的考勤和作业要求；后来她又给小斌报名参加了北京一所知名创新学校的冬令营。在张彭家，为了让楠楠重新对外界感兴趣，他和妻子曾带她去旅游、参加公益活动做志愿者。只是不管用哪种方法，这两个孩子都不愿意重新踏进学校的大门。
“一出”几乎不设学科类课程，取而代之的是逻辑思维、即兴表演、社交能力等。一部分家长把送孩子到这样的地方视为没有办法的办法。一旦孩子有所变化，他们就会询问“什么时候可以回到学校”。
“很多时候，家长对孩子回到学校的需求远大于孩子本人。”任竹晞说，因为在父母的认知里，上学不仅是正确的路，而且很可能是唯一正确的路。如果不沿着它走，人生就会被判定为无效或失败。
反观
2024年4月，在小斌拒绝上学近半年后，刘春梅给他约了一节“一出”的体验课。几个月后，小鹏也从烟台到了北京进入“一出”。两个孩子都留了下来，直到现在。
“感到放松”“不用被统一的安排拖着走”“能想想自己到底想学什么、做什么”是他们给出的待在那里的理由。
在“一出”，休学不是被当作需要矫正的异常，而是孩子们要面对的成长过程中的一种状态。“我们希望引导他们先认识自己。”任竹晞说。
认识自己，也是从“应激”状态冷静下来后的家长需要做的一件事。
小斌不去上学后，有一段时间日夜颠倒、饮食不规律，体重一路飙升，再加上他头发疯长，刘春梅夫妇越看越不顺眼，“都不想跟他一起出门”。
刘春梅知道，自己对儿子的“嫌弃”，源于潜意识里自己理想的儿子外形应该是“瘦瘦高高、阳光俊朗”的。同样的潜意识，还存在于她和丈夫对小斌未来的期待中。
“小的时候他喜欢航天飞船，我们就说以后去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后来他对生物感兴趣，我们又说中国农业大学也很不错。”看似不经意的话，实则是这对博士夫妻心中的“理所当然”。
后来，刘春梅参加了一次针对休学学生家长的心理辅导课，其中一项活动是体验中学生的一天。从被“家长”催促起床、出门上学、写作业，到被“老师”批评迟到、作业没交、考试成绩不理想……身临其境，刘春梅开始理解，面对不断涌来的要求和期待，十几岁的孩子感到难以承受并想逃避，真不是矫情。
张彭也寻找过引起楠楠心理疾病的源头。楠楠小学4年级时，曾因脚伤在家里休养了近半年，后来又受新冠疫情影响上了很长时间网课。“那时候，她在现实中与外界的联系就很少了。”张彭分析道。
楠楠小学6年级结束后的暑假，张彭的妻子查出患有脑部肿瘤，她非常焦虑。那段时间，张彭在外地封闭培训，有一次打电话回家，听到妻子和楠楠因琐事发生了争吵。“当时她妈妈大声要求她表现得好一些，多体谅自己。”张彭说，虽然后来妻子经手术后恢复得不错，但似乎就是从那时起，楠楠与父母的关系也逐渐疏离，“家里家外，她都处于孤单一人的状态”。
过去一年，“一出”开始更多组织面向休学学生家长的活动，为他们提供情绪出口和反观自我的镜子。这种反观，不仅是让父母理解孩子，也包括关注自己。
过去，张彭觉得自己是家里的“超人”，可以承担每个人的情绪，解决所有的问题。楠楠休学后，他第一次承认了自己的局限性。刘春梅则不再在与小斌相处时处处迁就、处处小心翼翼。“以前如果孩子说我做的饭不好吃，我会下意识回答那下次改进。”刘春梅举例说，“但现在我会心平气和地说，那就是我习惯和喜欢的做法。”
神奇的是，当刘春梅像与任何一个成年人打交道一样和小斌相处后，母子间的关系竟慢慢地缓和了许多，“现在，他愿意告诉我他的想法，也能听进去我说的话了”。
或许正如梁鸿所说，当父母学会倾听，同时拥有自己的生活，孩子也就有了喘息的空间。
破土
直到现在，小斌的父亲依然不能真正接受儿子不愿意在传统教育体系中一路往前走的事实，但刘春梅已经不那么想了。
“小斌刚上小学时，字写得很大装不进田字格。后来他适应田字格了，等作业本换成行距更小的横线纸，他又写不进去了。”刘春梅说，那段时间她一直在帮助小斌跟上“写字标准”，但现在回过头看，或许有的标准本就不适用于每个人。
休学近两年后，小斌的精神状态有了明显改善，他从小就有所表现的创造力和动手能力有了施展的空间。在“一出”，小斌自己组装了一台电脑，申请了服务器。在家里，门窗、电灯坏了，他也很乐于维修。
“虽然不知道这样的孩子要在什么环境下才能真正适应，但我渐渐相信他自己会找到答案。”刘春梅说。
在赵冬梅的分享中，反复尝试将佟浩然送回学校未果后，她接受了儿子只有初中文凭的事实，但同时要求他要自食其力，为自己学习。几年后，佟浩然顺应自己的爱好，成了一名摄影师，兑现了与母亲的约定。
独自在北京待了一年多，最近小鹏有了回学校的想法。在“一出”，孩子们“毕业”被称为“破土”。从那里“破土”，没有什么标准和考核。每个学期，导师们会组织一次答辩，让孩子们陈述自己做了什么，有什么变化。6年多时间里，“破土”的孩子中有9成或是回到中学继续学业，或是直接考入大学，还有少数孩子则开始创业或灵活就业。
小鹏在等待自己的“破土”时刻。
任竹晞觉得，比大多数人回到“正轨”这一结果更重要的是，这是孩子们自主做出的选择，就像当初的自己——两年休学期间，任竹晞参与了一个国际青年组织的项目，并从中发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是教育，回到学校毕业后，她开始了教育创业。
如今，任竹晞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大女儿因为情绪敏感，从小学一年级起就偶尔有不愿意去学校的念头。现在，任竹晞夫妻俩和女儿约定，如果她在上学时有任何身心方面的困难，都要及时与父母和老师沟通。
任竹晞从不避讳讲出这件事。作为一个长期与休学学生打交道的人，女儿的表现让任竹晞更确定，当孩子“不想上学”时，不是用一个或几个标准方法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自己也是一个普通妈妈，要学习与孩子一起面对这样的情况。
同样在学习的还有张彭和妻子。意识到楠楠休学有多方面原因后，除了让她接受药物治疗和心理咨询，张彭和妻子也开始定期进行婚姻心理咨询。他觉得，父母的状态好了，孩子的状态才会好起来，“朝夕相处，她闻着味就能凑上来”。
和所有创新学校、成长机构一样，“一出”并非能改变每个休学孩子的状况。任竹晞曾形容这就像是陪孩子在走一个很黑且不知道距离有多长的隧道。
同样的感觉，梁鸿在调研和写作时也很强烈。当40万字的文稿成形后，她在标题处打出了“要有光”3个字。
这是她对所有正在隧道里行走的孩子的祝愿。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张彭、楠楠、小斌、刘春梅、小鹏、小文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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